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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在中国这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出现过多少荡气回肠、可歌可泣,千古不朽的人物啊!
屈原、商軮、司马迁、颜真卿、岳飞、文天祥、袁纯焕……
他们为了自己的国家,为了自己的民族,或自尽、或忍辱负重,或被自己人杀死,或被敌人杀死。
他们给华夏子孙留下的精神财富是华夏子孙永远永远也享受不尽的。
他们给人类留下的不朽篇章是人类正义向邪恶斗争的精神食粮。
他们每个人所处的时代不同,境遇不同,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千古绝唱。
他们为何能够如此,因为公而废私是他们为人处世的唯一标准和考量。
一代一代人昂首仰望着因公废私的伟大先贤,又低头顿足唾弃历朝历代那些自私自利,唯利是图,大逆不道的刁顽、倭奸。
虢石父、赵高、曹操、安禄山、史思明、秦桧、吴三桂,虽然在中国百姓中留下了千古骂名,但是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降临的时候,大大小小,形形**的这样的人物还会继续出现,他们卷起一个又一个浪潮,打翻了一个又一个行驶在前进路上的航船!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潮扑打航船,旋窝浪潮阻不断,航船终要驶向玉宇仙山。
时光荏苒,经过一九七六年的变革,到了一九七八年,方方面面都宽松了,人们偿试着过去不敢碰撞的东西,碰撞了,再也没人横着竖着来阻拦了,人们逐渐恢复了按着自己本能,按着自己的天性去做事情了。
我听老人们说:“以前稍微吃得上饭的人家,春节前都要宰个猪,吃一个正月,在五十年代初期更是这样,几乎家家宰猪,我记得的,我们家最早宰猪,是一九五零年的春节,那时我不足两岁,哥哥不足五岁,我有炕沿儿高,哥哥比炕沿子高一头,我们不能上饭桌,宰猪的师傅从炕上小饭桌的肉碗里搛出一条子一条子肉放在炕沿子上,那次让我们哥儿俩吃顶了吃够了,害得我几年不吃肉,而我哥哥从此后一辈子不吃肉。而后来当我想吃肉的时候只能是一年吃一次肉了,那就是三十晚上那顿肉了。
多年来,我总想着,一年如果能宰个猪多好啊,吃一冬天肉,吃一正月肉。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一九七八年,家里拉了个小猪子,是个“串秧子 ”,家里有粮食喂它,它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就吃,长得很快,一气泡儿长了有二百五六十斤,过了“腊八儿 ”把它宰了,卖了一半,留了一半,美美的享受了一冬,唉呀!我真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共产主义了。
吃的有了改善,出于人的天性,住的也想宽敝些。
我和哥哥分财产(以前只是分家另过没分财产),是在一九七八年,我分了三间北屋,哥哥分了三间东屋,三间屋子对于庄稼人,又要居住,又要存粮食,还要阴天下雨背柴禾,是不够用的,那年我买了十四根松木檩条,一架大柁,哥哥给做好了木架,我歇了一个月工,在我三间屋子的东边又接了两间,我就是五间房了。
哥哥此时已搬出了我住的这个院子,到前边院子盖新房去了,哥哥搬出了这个院子,我就想把自己住的这个院子好好规置一下,该垒的院墙垒上,可是在垒院墙的时候出现了麻烦,麻烦是由历史和历史上那些翻手为云,履手为雨现在还掌握着权力的人物造成的。
这个人不是别人,自然还是我的那位麻同学。
麻同学在**中风光了一阵子后,因整人的业务没有了,遂后,就销声匿迹了二年,销声匿迹了二年后,在外边混上了一个党员,又返回了大队,他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磨砺出来的人,而在他返回了大队当领导时,十年浩劫还没有结束,极左思潮还弥漫在我们生活的整个空间,遂后,他就轻而易举的获取了主管生杀大权的村里的领导,在他获取了生杀大权后,他把极左发挥到了极致。
那是***要倒台的前二年,晚上,收了工吃了饭,我到大队去办一个事情,那阵儿的大队,还占着“地主”的院子,地主的北屋当开会的屋子,西屋当合作医疗室,东屋当大队的财会室和书记大队长的办公室,而东屋又分里外屋,书记办公室在里屋,我刚走进外屋,就听见了他那不同凡响的声音,他对人正慷慨激昂的阐述着一个道理:“对于地主富农子女,只能利用不能重用!”我听到他说出的这句话,两只脚像灌了铅一样,往前再也迈不动了,愣了片刻退了出来,我心里好难受好难受,在人家眼里,我不是人,跟一把铁锨;一把镐头;一把锄头;一把镰刀一样,只是个干活儿的工具。
……
后来***倒台了,可他并没下台,他当领导这个时期,正是由极左向正确路线转化时期,他对上面下来合乎他口味的,亦步亦趋,紧跟不舍,对不合乎他口味的极尽抵制之能事,上边下来了,上大学当工人的指标,男的得给他送礼,女的他不要礼……
只要对他有利,什么合情不合情,合理不合理,在他手下都能过得去。
一九七四年,有个老家是唐山在北京铁路局某单位上班的干部想把家属及两个孩子户口弄进京,通过一个曾在这个村支左的当兵的找到他,自然是给他送了礼,他满口应允,把三口子户口落在这个村,他召开七个队长开了会,问哪个队愿意接收,凭白无故生产队又多了三口人,跟生产队的人争那有数的口粮,没有一个愿意接收的,七个队长低头不语,麻书记心里着急,这时七个队长中有一位瞎队长看出了书记心中的端倪,他说:“都不愿意要我们要,”原来这个瞎队长啊,就是我们队那个瞎子,文化大革命中他跟麻书记弄得非常莫逆,你支持我,我支持你,你给我以桃,我报之以李,这次看麻书记下不了台,就自告奋勇把这档子谁也不想接的事接了下来。
生产队不但要接收他们的户口要负责他们三口子吃的粮食,还要负责给他们找个地方盖房,瞎子为讨好麻书记,把这个任务也接了下来,瞎子不顾别人的感受,那些自私自利的人,多会儿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哪!他没安好心,他家虽也有空“房宅基地”他不会把唐山人安排到他们家的空房宅基地去盖房,而安排到了我们家。
我们家的东院是个空场院,单干时是场院,入了社,年年种几棵玉米,有四丈多宽,本来是预备我们哥俩娶妻生子后,分家另过,我哥哥盖房用的,此时他安排给了唐山这一家子,理由是土地是国家的。
唐山一家子在那儿盖了房后,那块地挨着我们这个院子还有一丈多宽,原来我们这个院子走门是正门,因哥哥在前院盖了房,走门的地方盖房给占了,我们只能走偏门,而偏门要从哥哥盖的房“东山花”走,又因为哥哥拆了东屋后,我们和唐山人的院子中间没了界线,一家不一家两不两家,一是为了走道儿,二是为了两家之间有个界线,我必须把那一丈多宽的地圈过来。
在我挖沟垒墙的时候,唐山人死活不让我垒这个墙,他为什么不让我垒这个墙呢?在她原来脑海的印迹中,这一丈多宽的地方早已经是她的了,也许是瞎子许诺了她,也许是麻书记早已许诺了她。
我在我家的地上垒墙,他阻止不了我,他搬来了大队长,大队长阻止我,阻止我的理由是土地是国家的。
我跟大队长说:“土地是国家的!甭说土地,连我这个人都是国家的!可是国家在历史上曾付与过我使用这块土地的权力,如果国家现在征用这块土地,比如说,修铁路修公路修军事基地,甭说这块地,把我房子拆了,让我搬家,我会毫无怨言,可是国家现在没有征用这块土地,那么我就还有使用这块土地的权力,大队(地方政权)把宽十一米的土地划给了她(唐山人),可她现在已经占用了十二米,大队并没有阻止她,我更没能力干预她,她多占的土地咱就甭说了,但是她占完了的地方是不是还是由我来行使使用权呢,我在我家的土地上垒墙她干预我何来?你们干预我何来?你们不让我占这块地的目的就是不让我占而让她占,难道我占这块地,土地就是国家的,她占这块地,土地就不是国家的了?”
当然我明白大队长说话的内中含意,土地是国家的,当权者有随便赠予谁的权力,也许那当权者就是那小小的村官。
虽然大队长端出了制止我垒墙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我说出的理由也不见得不冠冕堂皇,两个理相撞之后,大队长还是觉得他的理亏,悻悻的走了。
唐山人看请来的大队长没有奏效,又搬来了麻书记,麻书记不让我垒墙的理由还是那句话,“土地是国家的”我把对大队长说的那些理又对他说了,他也无有理由能驳我,但他究竟是从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出来的人,此着不成又迅速生出一着,言道:“你别以为没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
我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他本想用那个不堪回首的时代把我吓倒,让我向他屈服,但是我相信那个时代不会再来了,从后来他的表情看,我回应他的一句话也是他始料不及的。
我看了他一眼,平静的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你不是也就把我整成那个样子吗?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你还能把我整成什么样子?”
文化大革命后我之所以没有追究他什么,是因为我认为过去发生的一切都是由时代造成的,如果没有那个时代就不会出现他那种人,如果有了他这种人,不出现那个时代,他那种人的各种能耐也施展不出来,是时代造就了他这样的“英雄”。
那个时代我们大家不堪回首,我们谁也不希望再有那个时代,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捞到好处的那部分人,他们怀念那个时代——那个他们可以指鹿为马为所欲为的时代。
假如再有那个时代,听他的话语,他还要兴风作浪,这是人品质的原因,那种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污浊小人的品质,决定了他们的本性。
就因为有这种人的存在,***洞察秋毫于一九八三年十月发出了清查“三种人”的指示。
什么是“三种人”,三种人是指,“在文化大革命追随**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份子。
我的这位麻同学其实就是这三种人,他吊打、刑讯,大搞逼、供,曾逼死过人命,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他做的许多许多我都亲身经历过,可是我想,“你打我一拳,我踹你一脚,这冤冤相报何时了。”他做错了什么,他自已心里应该清楚,让他自己去反思吧,去忏悔吧,可是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他并没有去忏悔,没有去反思,这种人不会去反思,不会去忏悔,他们算计了人家,瞅着人家背了兴,倒了霉,会背后鼓掌偷着乐,他们希望那个不堪回首的时代再重新到来,再去翻云覆雨,推波助澜,可好人,再也不想看到那个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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