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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滚滚漫天来,大雪飘飘祭天外。”1976年1月8日的早晨,收音机里,传来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去世的噩耗。所有的人们没有不悲痛的。许许多多上了年纪的人泪流满面。听到人们哀声连连,看到爸妈愁容满面,心痛的泪水交流,我的心里也隐隐作痛......是啊,每个有良知的人,都会为此而悲痛为此而流泪。广大人民,把对周总理的怀念深深地藏在心里......
过春节的时候,新老邻居都来拜访互致问候。在谈话中,最多的话题也是周总理的去逝......大家都说:周总理,始终热爱人民、勤政为民。他甘当人民的公仆。周总理,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他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总服务员”,反复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服务的”;“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要“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
他心系人民,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只要是关系群众安危冷暖之事,他总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逢年过节,他总是关心在生产一线的工人,关心他们能不能吃上一顿饺子。他多次奔赴抗洪前线、地震现场,哪里有灾情,哪里群众有困难,他就及时出现在哪里。
去年,他做了大手术之后,依然牵挂着远在千里之外的云南锡矿工人的健康。他一生勤勤恳恳、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一天的工作时间都超过了12个小时,有时,在16个小时以上。即使在病重住院的时候,生命的最后时期,他还抱病操劳国事。他说:“死,我并不怕。古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
周总理在逝世前,他交待说:“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周总理,真正做到了他所说的“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咱们周总理的功劳是很大的。黄埔军校的时候,培养和保护了很多的共产党员。南昌起义,红军长征,西安事变,建立新中国到现在,那可真算得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哎!好人不长寿啊!......
3月份开学以后,学校号召我们学习毛主席的诗词《水调歌头 . 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 . 鸟儿问答》。还有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不用说,毛主席的诗词是好的。它能激励着我们奋发向上。记得诗中说:“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当时的寓意是:“当前的形势‘到处莺歌燕舞’一片大好,我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在那个时候,我这个组织委员和其他的班委同学一样,要尽力地完成好学校里的各项学习任务,时不时地还要去同学家里家访。我们班的同学们的家,大多数在砂平街以东,南湖以西,五马路以南,铁道线以北。要去离着六、七站地的同学家,靠的是自己的11号(双腿),再远点的,才想办法借自行车骑车去。在班委里去同学家里家访,最多的就是我和洪大川了。去同学家里家访是有喜也有悲......
记得在“1974年的深秋,有一天,我们班的小组长杨美华,请了病假没有来上学。下午放学后,我们全体班委会的同学,相约去她家里看望她。到了她家以后,我一看那是一座苏式的三层楼,两室的房子,收拾的窗明几净。同学们,先后换上杨美华给准备的拖鞋进了屋。我心里想:“我是汗脚。虽说是天天洗,可也在胶鞋里捂了快一天了。再说,袜子上还有窟窿,怎么能示人呢?”我望着一尘不染的红地板,呆呆地发愣。 杨美华着急地催促道:“快换了鞋,进屋呀!”
我站在门口憋得脸通红,在她的耳边上悄悄地说:“我袜子破了......”接着大声说:“我不进去,就在这了!”
大家满脸的疑问,看着我们俩。善解人意的杨美华,笑了笑没吱声。她走进厕所,拿来拖布放在我的脚下。我不好意思地擦干净鞋底进了屋。我们大家问了杨美华的病情,还谈论了学校里的情况,又安慰她别着急,在家好好地养病等等。我们在她家里,大约逗留了一节课的时间,出了杨美华的家门,我们各奔东西,各回各自的家。
在回家的路上,与我同行的是王玉欣,她是我们班的卫生委员。家住6903厂宿舍。王玉欣人如其名,面似桃花白如玉。在我们班乃至全校,也算得上美女了。用现在的话,那叫“校花”。她的睫毛长长的,眼睛又大又漂亮,脸颊白皙而又稚嫩,双唇闪着殷红的光泽。还有匀称的身材,无处不透露出青春的朝气。
第一次与美少女同行,我不免觉得自己是精神百倍。一路上,活泼大方的王玉欣,不停地与我唠着嗑。而我在心里暗暗地祷告:“可千万别问我‘为啥不换鞋进屋啊?......’”
我们沿着南八马路,由东向西正走着。突然,一声吆喝,吓了我们一跳。随声望去,马路边上有四、五个不着调的男生,他们正起哄在嘲笑我们:“嘿!都来看那!看那个x,还挂马子那......”他们离着我们挺远的,可还是有一个向我们吐痰。
我们的脚步没有停,王玉欣,扳着面孔厌恶地说:“别搭理他们!”
我附和着:“对!他们是在骂自己。”
我心里想:“人家人多,我还能怎么着?再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好汉不吃眼前亏,让他们不得好死......”
一直到我们分手的路口,王玉欣都在与我唠着闲嗑。与她分手的时候,我的心里,不免有些恋恋不舍的感觉。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忍不住偷偷地回过头去,望着她远去的背影。心里在问自己:“有这样的美女相伴,是不是福分?......”
正所谓:福祸相依,我怎么也没想到,家里有一桩“祸事”正等着我。那些年,也不知道怎么了,一到年底,妈妈就大病一场。犯的是眩晕症。犯病时,觉得天旋地转,寝食难安。打针吃药全无见效,只有躺在炕上干熬。有时候,妈妈熬不过去了,就让我取一小碗水,再拿上一双筷子给她。妈妈,拿筷子在碗里戳一戳,嘴里还念念有词的。别说,那筷子还真的戳住了。妈妈总会说:“又是你姥。去捏点饭粒儿来。”
妈妈,再念叨几句,接过饭粒儿,放进碗里之后,对我说:“去!到屋外倒了。回来时,别回头看。啊?”
我马骝地答应:“哎!”
我一边往外走,一边心里问:“这就是神在显灵?莫名其妙......”
那天,一到家,我就发现妈妈又病了。妈妈,大概是在凉炕上躺得太久了,也没人照顾她。又没人点炉子为她驱寒,再加上病的折磨。一见到我回家,气就不打一处来。也不知道她哪来的力气,挺起身来,轮圆了手臂,冲着我劈脸就是一掌,打得我鼻口流血。接着是破口大骂:“你死哪去啦?...... ”
我忍着痛小声说:“去看生病的同学了。”
妈妈,气恨难消,接着骂道:“她有病?我没病是不是?她是你爹呀?还是你娘啊?你个没心没肺的白眼狼!我白养活你这么大了......”
妈妈是真急啦!骂了我好长时间。我默默地干着家务。心里想不开:“我是去干正事,又不是去玩,用的着这么生气吗?......”
从那以后,每到年底,我都格外地加小心。好在也再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而现在住的是厂里的宿舍,一左一右都是爸妈的同事。我也长大了,妈妈也磨不开再打我了。气急了,也就是骂上几句拉倒。
我们家搬来新家的头一冬,怕熏黑了崭新的新居,舍不得架起铁炉子取暖。虽然,用木方子和苞米秸子,糊上泥做了门斗;用灰袋纸给南窗、北窗糊了窗帘。可我们还是挨了冻。
1976年一过完年,妈妈,就请院里的水暖工,为我们家安装了土暖气。随后,妈妈又求蔡叔,在我们家小屋里,为我盘了一铺小炕。不是别的,这冷不丁地住上好房子,我和妈妈感觉很好。只是爸爸还有点不习惯。原来在砂山的老房子里是土地,我们随随便便惯了。而现在南京街的新房子里是水泥地。这样就苦了爸爸。因为,爸爸有随地吐痰的坏习惯。刚住进新房子时,妈妈,因为太忙,没顾上买痰盂。把爸爸憋得够呛,一有了痰就得上厕所里去吐,可也有忘的时候。“啪”的一口浓痰吐在水泥地上,准会招来妈妈的一顿骂。我就得赶紧去用炉灰把它除掉。
年前的一天夜里,爸爸和妈妈的吵嚷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一听,原来是爸爸睡得糊里糊涂的,不知道他是醒没醒,“啪”的就吐了一口痰。这时候,妈妈正好醒过来。她听着不对劲,打开灯一看。在我的后脑勺上,明晃晃地粘着一口痰。妈妈,气的哭笑不得。连喊带推地把爸爸叫醒,大声说:“喂!喂!老徐!你醒醒。你把痰吐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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